发信人: zhouhxy (黑白大熊猫), 信区: Times
标 题: 弥合中国社会裂痕-一个十八岁北大青年的希望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6年10月14日14:08:36 星期六) , 站内信件
我们可以庆幸,自己活在了如今的中国。坐拥着祖辈打下的、父辈撑起的江山,似乎
留给我们的未来已然是前所未有的灿烂和平坦。也许,后世的历史教科书将跳过我们这一
代的所作所为,或用“稳步发展”四个字一带而过,数据和图表将会证明共和国崛起的速
度和力度,人的因素在社会的惯性之下,仿似微不足道。
然而,我看到的未来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们离那“守成”的一代还有一段难以望
及尽头的荆棘路需要涉越。没资格“守成”的我们,已经依稀可见时代扔来的万钧重担。
这之中,最现实、最艰巨也最迫切的使命已经引起了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平民百姓的全面关
注,并掀起了以话语权平民化为基础的激烈交锋。这一项任务,我称之为:弥合江山。
信息网络的普及必然导致话语权的下放。在一个人人都能够放言己之所想的平台上,
社会阶层的优劣势被最大限度地弱化。爆炸的信息量第一时间传达一切。因而,在网络上
我们能够最真切、最及时地观察到“谁在说话、为谁说话、说了什么、为什么说”。纵观
年内国内各大时政论坛、资讯网站,我们可以快速明确地指出哪一些问题曾经引起了针锋
相对的激烈争论,哪一些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甚至过分的关注。而这一些问题,很大一部分
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命题:社会断层。
社会断层的社会表现是多样的。教育、住房、医疗是现今最受瞩目的社会问题。而这
三方面的贫富阶层对立、精英草根对立尤为突出。几乎一点风吹草动必然导致山呼海啸的
浪潮。
在住房问题上,显得最为尖锐的一场争论发生在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与几乎全部媒体
与大众之间。作为成功地产开发商的任志强将自己置于风暴中心、炉火之上,抛出“我没
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以前不
会出现泡沫”、“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等极端言论,激起传统媒体
与网络平台一片口诛笔伐。同时,社科院易宪容教授对房产泡沫的批驳虽然早已有之,却
在最近几年备受关注。使得房价走高与谁该为房价走高负责的社会问题日趋凸现。
任志强现象的争论已经不是简单的谁该为老百姓“住不起房”承担责任的争论,也不
是房地产商是否该为之买单的争论。这是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掩盖不住的矛盾将要爆发的先
兆。房地产商被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群体(并且有时还被认定必须为官员腐化问题负重大
责任)而承受着沉重的舆论、政策压力,普通民众则作为利益无法被保障的群体而获得社
会大多数的同情和支持。两者之间不仅有着利益的激烈冲突,还有着社会导向支配权的激
烈争夺。现今,既得利益群体掌握着利益,却失去了社会舆论和政策支持,利益无保障群
体虽然受到了舆论和政策的有利倾斜,却没有得到现实的利益补偿,双方都不满意,矛盾
便在所难免。这恰恰是整个社会贫富阶层之间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生动缩影。
教育向来是中国社会极端重视和敏感的领域。作为社会阶层之间的连接桥梁,接受教
育已经成为中国低层民众向高阶层进身首选途径。然而,由于社会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
教育资源分配成为困扰政府与百姓的重要困难。商品经济的先天不足潜移默化中在中国社
会形成了富人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客观现实。
二零零四年之前的十年间,全国教育乱收费高达2000亿元,而乱收费的原因并不仅仅
是教育主管部分的监督不力、教育基层结构的追求利益,更是教育资源不足所导致的直接
后果。优质的小学、初中在“教育产业化”风潮中纷纷加收各种名目的赞助费、择校费。
虽然“提倡”(现今教育部极力否认曾有此举)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利用市场机制增
加教育资本来源,以提高全国教育资源保有量。然而,由于对“教育”这一特殊公共事业
的社会性质认识偏颇,产生了如上严重的后果。虽然教育部如今三令五申叫停教育产业化
,但在老百姓心中业已形成的不满情绪已经很难根除。在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公现象已
经成为民众一根紧张的神经。于是,今年三月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回答人大代表关于“
上学贵”的提问时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
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
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
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
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
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
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这一消息公布之后,立
刻激起了媒体与民众的愤慨与诛伐。的确,作为政府公务员抛出如上言论,其性质已经不
同于任志强的个人观点。老百姓寄希望予之的政府官员对于教育问题竟然,势必导致大众
的极大失望和极大愤懑。而这场风波的背后,隐藏的是政府与民间对待社会资源分配上的
客观分歧,这并不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而是权力部门与广大群众之间沟通实效,或者
说目的不一致、紧迫感落差的反映。无论政府部门出于怎样的考虑制定政策,但当其政策
指针与人民利益发生偏差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这都是危险的。
下面三个例子所反映的既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利益无保障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权
力部门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分歧落差,而是所谓的社会精英集团与社会“草根”阶级在争夺
话语权上的巨大冲突。
近些天,网上出现了一位以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身份撰写博客文章针砭时弊的长沙黑
摩的司机陈洪。他以平实却沉痛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下岗的重压下沦为被社会
所抛弃的黑摩的司机的整个历程:1974年高中毕业,四年中学有一半时间“学工、学农”
,踏入社会头脑空空,但党和政府教会了尊重工农。生活在长沙,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
子。已有近32年工龄,30多年全部工资收入三万元左右,年近40岁时从长沙线材制品厂被
推向社会,自己安排自己,现在下岗,拿60%的工资230元。下岗十年,打过工,经过商,
也自学了电脑操作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最后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
无缘,社保无份,官场无人,情场无妻”的情况下,跑了“摩的”。一间11平方米的老式
房间内搭建了7平方米的阁楼,生活空间被一张大床、两台电脑,一台冰箱及一台400元的
旧复印机塞得满满的,摩托车只能摆放在门口任凭风吹雨打。
同时,陈洪也道出了我们的父辈这一代面临生存危局时所怀有的无奈和不甘:“一个
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世
上谋生手段万千,但我因能力所限制而无法选择。”在博客中陈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审
视了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其深刻的思考与流畅的笔调受到了网友的热烈褒扬。
然而,也恰在这时,一名自称“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陈洪同龄人却针对陈洪的自
白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
己不争气的命运埋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世上谋生的手段不计其数,何必搞这种损人
利己的营生呢。”这一论调不但受到了陈洪的抗议和反驳,更遭到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激
烈讨伐。长沙摩的司机与人大研究生的论战被称为社会断层的鲜活例子,受到各界关注,
并引来了不同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完全生于网上、盛于网上,当事人双方原本就是表达个人观
点的网络民众,而参与者更是数以万计的其他网民。在模糊了社会背景之后,大众的观点
如此一致已经可以说明,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着稳定收入与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成员与普
通民众的之间的对立达到了何种程度。
另两个例子是关于较研究生更加“精英化”的大学教授与经济学家。
基于网民对其走穴过多的批评,北大副教授阿忆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的月工资收入,
并详细计算了月支出,两相对比,竟然入不敷出。阿忆原意在于证明自己走穴仅是形势所
逼、无奈为之。但月账单甫一现身网络,立刻引来网友的一片“哭穷”骂声。即使颇有人
气的北大“醉侠”孔庆东撰文力挺仍然于事无补。姑且抛开公布工资详单的行为是否适当
的评判,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草根阶级与精英集团之间沟通的鸿沟是如何的
深不可测。
“华尔街电讯”日前公布十大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张维迎、李稻葵、郎咸平等在
国内保守争议的经济学家榜上有名,立刻引起自去年底著名学者丁学良质疑中国经济学家
水平之后关于经济学家资格问题的又一番激烈讨论。中国经济学家的妖魔化已是有目共睹
的客观现象。张五常、张维迎等对于改革问题的反思和观点在国内学界,特别是在民众之
间受到了广泛质疑。而吴敬琏、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却受到热情追捧,其主张更受到了广泛
拥护。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无法就经济学家的观点做出客观评判。但是,学术争论
受到如此大范围和持久的关注,确实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应该说,百姓对待经济学家以及大学教授的不满其实源自于对国家政策和社会现状的
不满。这种不满不断积聚,却又找不到明确的委责对象,于是,民意开始寻找发泄的替代
对象。而精英集团恰恰在此时被推倒了前台。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客观影响力以及大学教授
所代表的对社会文化的掌控权,都成为百姓看之不惯、恨之弥坚的目标。
然而,将草根和精英之间的对立仅仅看作发泄与被发泄的关系是浅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于,在改革中受到巨大利益损害的广大民众需要争夺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以解决自身
面临的困境。话语权是民众谋求其他途径失败的情况下所找到的间接途径。争夺话语权的
背后动因是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诉求。
以上是如今显现出来并且为我所观察到的三组社会矛盾:既得利益集团与利益受损集
团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利益的争夺;权力部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沟通以
及目的一致性问题;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矛盾,焦点在于话语权的争夺。这三组矛盾的
本质,都是利益的矛盾,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其成果分配不均的矛盾。后两种矛盾都
是利益矛盾的衍生,而前一组矛盾也不能涵盖所有的利益矛盾问题。
我国原来的体制本身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即是让另一部分人先等等。然而
问题在于,富起来的太少,少到被另一部分人全面包围;利益的牺牲者太多,多到成为了
社会大众的绝对主体。利益的争夺并不仅仅指改革后产生的那一部分经济成果,更是为了
改革,大多数人曾经无私放弃或者被迫放弃的既得利益,现在,这群人希望要回自己的“
本利和”,整个社会的产出却还不足以支付利息,更不要说偿还本金。实际上,在我个人
看来,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处于破产边缘,而债权人正是大多数国民。一旦此
类情况继续发展,将直接威胁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国的实际决策者已经看到了这一严重问题,并着手加以整
饬。“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试图弥合社会裂痕的努力。但是,这一
进程必定是缓慢的,因为社会生产还远远无法达到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水平。而中央战略
的提出,其触及的主要是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是为了先构建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再在
制度框架内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用实际利益填补矛盾产生的鸿沟。也许这一框架的构建
正在加快,但这决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弥合中国的任务必然要持续到我们这一代,甚至我
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们有可能还债也要还三十年。更何况当我
们这一代成为社会支柱时,人口红利已经吃光,剩下的是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对于一个发
展中国家来说,这有可能是致命的。
也许能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人正是处于精英集团或者利益集团内部的人,也可能是完全
对立的另一些人。但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都应当
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去和构画自己的未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任务。我也发自内
心地相信,站在祖辈父辈坚实肩膀上的我们这一代,必然能够挺起巍巍一座江山,修补神
州、弥合中国的壮举将是后人纪念我们的伟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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