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被撤稿--对话郎咸平

郎咸平上海遭遇滑铁卢(chinesenewsnet.com)

淡淡的灯光中，郎咸平淡淡地微笑着，聆听着，显得意外的低调。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不到三分钟，他会马上变得亢奋起来，两只眼睛闪闪发光。(chinesenewsnet.com)

这时的郎咸平，有如从山巅扶摇直上的猛鸱，敏锐而威猛。(chinesenewsnet.com)

话题从上海社保基金开头。“我最早知道上海社保基金有问题，是在去年年底。”郎咸平说。(chinesenewsnet.com)

那时郎咸平在上海主持一档叫做“财经郎闲评”的电视节目。一天，节目组接到一个EMAIL，举报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举报信提到的上海新贵张荣坤，正好是 郎咸平的关注对象。“我觉得很怪，一个本来不入流的小商人，短短时间内居然如此富有，能用几十个亿买下两条高速公路，而跻身2004年中国富豪前40 位。”(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声称，这不是他的唯一线索，他还有别的消息来源。但来自不同方向的指控目标都是一个，即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经过郎咸平组织的研究小组的查证，指控属实。(chinesenewsnet.com)

这在郎咸平来说，是一个不能容忍的恶性事件。2005年前后，他已经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不能挪用尤其不能入市，否则就是摧毁老百姓明天的财富。(chinesenewsnet.com)

于是，郎咸平把张荣坤列为“财经郎闲评”第三集的主人公。第一集主人公是一个姓詹的游医集团头目，操纵着上海几乎所有民营医院。“专搞敲诈，没病说成有 病，小病说成大病。”何以迄今屹立不倒，郎咸平很好奇。第二集是上海闻人周正毅。郎咸平认为，内地商人在香港大捞一笔之后，居然因腐败官员的庇佑，可以跑 回内地躲起来，逃避香港法律的惩罚，这种有违一国两制的先例决不能开，所以他要呼吁，将周正毅引渡到香港受审。(chinesenewsnet.com)

在上海的电视节目中解剖三个沪上巨鳄，其轰动效应是不言而喻的，但其巨大风险，略知中国国情的人都不难想象。(chinesenewsnet.com)

“我知道有风险，但我不能作堕落社会的一员，郎咸平主持的节目必须要有郎咸平的风格。要提别人不敢提的话题，要鞭笞社会的丑恶，推动社会往前走。”郎咸平这样回答记者的问题。(chinesenewsnet.com)

但尽管对风险已经有所预计，但风险之大仍然远远超出郎咸平的想象。郎咸平兵败上海。(chinesenewsnet.com)

对郎咸平的专访持续到晚上十二点半。握别时郎咸平告知记者，他已订好机票，将于次日凌晨直飞久违的上海。看得出来，他已迫不及待。(chinesenewsnet.com)

腐败铁三角是人民公敌(chinesenewsnet.com)

记者：他们停你的节目总要有个理由吧？(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他们找了个理由，说我普通话不准。这没道理，因为普通话准，只是对职业主持人的要求，我属于嘉宾，普通话不应该作特别要求，听众能听懂就可以了。用这个不能成立的理由停掉我的节目，显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chinesenewsnet.com)

记者：当时你是什么感受？(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以一个人的力量来抵挡整个腐败势力，太难了。所以从今年2月起，我沉寂了七个月。半个月以前我又站出来发言，很多外国记者问 我，你是不是得到了来自某个方面的授意？我说我没有得到任何授意，我现在站出来讲话，完全是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出于我个人的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没有权 力的人。要制裁那些腐败势力，只有通过更高层次的权力才能做到。现在中央对腐败势力施以重拳，我很高兴，我要站出来呼应。(chinesenewsnet.com)

记者：你在上海捅的三个案子，都是致命的，那时你考虑过风险吗？(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对利益集团决不妥协，从2001年开始我一直是这个态度。那我有必要为维持一个半死不活的电视节目做妥协吗？(chinesenewsnet.com)

记者：顾雏军事件，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你仍然坚持下来。但顾雏军无非一个商人，你在上海面对的是整个利益集团，数量级完全不同。(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以为我面对的只是商人，我只是在解剖几个商业案例。所以当时我只是用对付顾雏军的办法对付他们。我估计到他们会反扑， 但我不怕，商人的反扑对我来说毫无问题，我能应付裕如。始料未及的是腐败的商人跟腐败的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等到节目被关我才发现，原来是腐败的政 府官员，勾结腐败的商人，共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而且有腐败的学者散布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给他们打掩护，给他们制造合法性。这样形成铁三角，共同操纵媒 体。没想到他们那么强大，我的个人力量跟他们完全不对称。(chinesenewsnet.com)

记者：你一直告诉公众，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对中央政府要有信心。但你遭遇到这种情况，你对中央政府的信心有没有过动摇？对你向来主张的大政府主义有没有过怀疑和反思？(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我更加坚信大政府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时候，只有一个开明的中央政府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想靠民间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根本靠不上，腐败势力根本不让你从这方面突破。这时候就需要一种更高的权力，像铁扫帚一样的把腐败势力扫掉。(chinesenewsnet.com)

记者；但如果你所说的铁三角不限于上海，那时怎么办呢？(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那中国就会跟现在的菲律宾一样，那对人民就是灭顶之灾了。但我清楚地知道现在中国不是这个情况。(chinesenewsnet.com)

记者：你把自己看做一个乡勇，相信中央军，所以要站出来协助中央军围剿腐败势力，可做这样的比方吗？(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情况正是这样。我这样做是对的，只是当初我有些轻敌。不过后来我比较稳健，隐忍不发，等待时机，等到中央政府的大军上来了我再出来配合。(chinesenewsnet.com)

记者：我注意到你的思想变化的轨迹。最初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你的锋芒所指主要是商人，但从去年开始，你有了一个转折，主要挑战腐败利益集团，也就是你所说的铁三角。这是不是反映了你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过程，由浅入深的一个变化过程？(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关注中国问题需要经验。我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实际上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从一个商人开始，渐渐的我发现不只是那个商人的问题。他为什么能 贱卖国有资产？抽丝剥茧之后我发现，背后的原因，往往都是官员跟商人勾结，内部人瓜分国有资产。上海是最经典的案例，我原来没想要批评上海的政府官员，因 为我没想到官商勾结。但结果我发现，谈商人腐败，必然牵涉到政府官员。腐败的官员，腐败的商人，腐败的学者，这个腐败的铁三角，是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 阻力，是人民公敌。(chinesenewsnet.com)

我今天这么晚了还不辞辛苦地从香港跑到深圳来见你，就是想通过你们，呼吁警惕铁三角。(chinesenewsnet.com)

记者：你对铁三角体验最深就在上海？对铁三角问题的系统思考就从上海开始？(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是这样的。刚到上海我确实没想那么多。节目组开张之后，接触信息的机会大得多，我没想到看起来那么光鲜的上海，背后会有那么多事情。
知识分子要敢于打破潜规则(chinesenewsnet.com)

记者：你捅的三个沪上名案，社保基金已经水落石出，周正毅案看来也是水到渠成，但詹氏游医集团案仍很微妙，你还打算跟他们较量下去吗？(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我还在跟他们较量啊，两个礼拜之前我还在曝光他们的黑幕。(chinesenewsnet.com)

记者：这样的勇气确实难得。很多专家学者做不到。(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我们的民间是一个堕落的民间，道德勇气太少。(chinesenewsnet.com)

记者：我注意到，你最近一直强调要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互动。你所说的民间堕落，主要是这个层面上的堕落吗？即主要指专家学者吗？(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那当然。我说的民间堕落，不是说老百姓堕落。老百姓没有责任。尤其是弱势群体，他们在挣扎中求生存，不能对他们搞道德高标。我说的民间堕落主要指 专家学者，主要是指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也就是精英阶层。他们的堕落可能表现为直接的寻租，也可能不直接寻租，但他们的主张客观上服务于腐败铁三角。(chinesenewsnet.com)

记者：实事求是地说，对中国问题的解剖，内地的专家学者其实贡献很大，比如秦晖，比如孙立平，他们的思考可能比你更系统更深刻。但他们只在思想界讲，而你不一样，你越过精英，直接对普罗大众发言。所以你成功了，公众知道你而不知有其他。(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我第一天起就没有对普罗大众发言的心理障碍，因为我相信智慧在民间，公理在民间。只要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老百姓的知情权是最重要的。(chinesenewsnet.com)

记者：内地学者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很难走出小圈子。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某些学者总以策士自居，对老百姓缺乏信任。看起来新潮，实际上传统，就 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眼睛永远只向上面看。另一些学者有思想，有良知，但缺乏道德勇气。愈是面向普罗大众发言，风险愈大，他们不敢承担这种风险。 还有一些学者不仅有思想有良知，而且有道德勇气，但他们不会讲话，不会用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对普罗大众讲话。真正敢对普罗大众讲话，也会对普罗大众讲 话的思想家，内地是不多见的。(chinesenewsnet.com)

老百姓需要真相，但难得有人讲真相。实际上存在一个潜规则，关起门来怎么讲都可以，但不能对老百姓讲。谁要对老百姓说出真相，谁就是游戏破坏者，就是害群之马，就只能出局。你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你不理这套潜规则，你敢讲，你愿讲，你也会讲。(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是的。比如我讲国企领导人的信托责任问题，我一个比喻，老百姓就听懂了。我用保姆做比喻。我只愿意直接对老百姓讲话，不理会精英的唧唧喳喳，他们怎么议论我，我都不在意，因为他们不是我讲话的对象。(chinesenewsnet.com)

像我这样随便讲点公道话就成了凤毛麟角，这其实很可悲。我郎咸平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当然我的学术背景跟别人不一样，但很多事情别人也看的到，而 且可能比我看的更透。但为什么就没人讲？我们那么多精英，对真问题视而不见，同流合污的反而不乏其人。一直这样恶性互动，最终受害的是谁？最终受害的只能 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chinesenewsnet.com)

我为什么特别关注上海社保基金？就因为这是铁三角的一个经典案例。老百姓的养命钱借给一个小个体户，让他拿去收购两条高速公路，然后他又拿两条高速公路去 圈钱。腐败官员跟腐败商人彼此分赃。媒体胆敢披露，他们就封杀媒体。良心学者胆敢站出来批评，他们就组织御用文人围攻良心学者。(chinesenewsnet.com)

这种铁三角能量太大了。他们控制了媒体，控制了地方政府，甚至通过控制媒体，给中央政府提供错误的信息，以此来误导中央政府。(chinesenewsnet.com)

记者：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对大陆的腐败问题特别关注，但台湾陈水扁的腐败也是骇人听闻的，你又是怎么看的呢？(chinesenewsnet.com)

郎咸平：我认为台海两岸人民对反腐问题已经取得了新的共识。我现在就想通过你们，提请大家注意两个新的共识。一个是台海两岸人民都致力于清除自己内部的腐 败。一个是在内地，中央政府公开向铁三角宣战，在这点上与民意达成了一致。现在需要民意对中央政府的这个举动予以积极回应，扩大中央政府与民间的共识。中 央政府与民意共识越大，社会就越和谐。

专家:防止部门利益膨胀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在2006年的这个秋天，这样一篇文章注定要掀起不寻常的波澜。

10月9日，这一天出版的最新一期《暸望》新闻周刊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署名“江涌”的长文。文章抨击中央政府机构中 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文章涉及的并非新话 题，但言辞之尖锐，评价之严峻，在官方刊物上可谓前所未见，文中更有一些相当刺激性的内容，如“有的中央机构的部门利益与境外集团商业利益的交织正日趋紧 密，在一些重大涉外政策上，有时甚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境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讲到这一问题，文中甚至点出了某部下属机构的名字。

文章发表时，正值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要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有关建设和谐社会和解决“特 殊利益集团”等问题正为舆论所热议，而有关外资政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也正处在敏感期。江涌的文章，正好击中了这两个敏感话题的交叉点。此文甫一面世， 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有人在揣测文章的背景，有人在猜测署名作者“江涌”的身份。

资料显示，江涌所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在1980年根据中央关于建立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指示而成立的。其下属的经济安全研究 中心重点考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涉我重大经济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曾出版《国家经济安全》、《全球能源大棋局》、《国际实现社会和 谐的经验与启示》等著作。

10月13日上午，本报记者在位于北京万寿寺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大院门口“堵”住了文章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对他进行了专访。

“文章中的所有数据和实例都是有依据的”，江涌告诉记者，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调研当中，除了与政府部门访谈之外，还接触了大量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司局级官员，先后访谈了八九十位。”

部门利益问题得到高层重视

《21世纪》：近日，《瞭望》杂志登载您的《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署名文章。您在文章中认为当前中央政府机构中部门利益膨胀问题突出,甚至已 经到了影响国家安全的程度。十六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进之时，这篇文章反响强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篇文章是怎样写成和发表的吗？

江涌：其实这篇文章一年前就完成了，现在刊登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时情况是这样的，自从2004年的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开始构建和谐社会的 进程，国际社会对此有很多的议论和评价。两年来，我们研究中心始终跟踪观察着国际舆论。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自身的改革， 而现在日益膨胀的政府部门利益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于是在国家某部门的授权下，我们从去年3月份开始就部门利益问题展开专项调查研究。这个研究并不是针 对某一个部门，而是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试图找到新的思考方式和角度。这就是这个课题启动的背景。

在这个专项调研当中，部门利益的问题也得到了国家很多部门高级官员的重视和认同，并且对本届政府解决这一问题寄予很高的期待。我们从 2005年3月份开始调研，到当年的6月份形成一个课题报告的初稿，先后写了5万多字的材料，最终在10月份形成一份9000字左右的题为《部门利益因素 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调研报告。这个专题报告由我主笔。

《21世纪》：在您的课题研究中，所指的部门利益主要是什么？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江涌：部门利益就是指行政部门偏离公共利益导向，追求部门局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个人的利益，其实质就是“权力衙门化”与“衙门权力利益化”。

部门利益膨胀的突出特征有四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最大化。二是部门利益法定化，即一些中央机构存在借法律规章来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现象。 三是部门利益国家化，有些政府部门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积极巩固、谋取本部门利益，将部门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或者将国家意志歪曲为部门意志，以部门利益 取代国家利益。四是部门利益国际化。比如说，有的中央机构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挟洋以自重，巩固、谋取部门利益；有时甚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成为 境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总之，整个国民经济在部门利益的分割下显得支离破碎。

《21世纪》：在这篇文章当中，您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和实例，其中还不乏一些定性的评价和结论。那么，支撑您文章观点的调查方式和方法是什么？

江涌：我只能说，文章中的所有数据和实例都是有依据的，其实草稿中的实例更为丰富，后来考虑到篇幅和敏感度才删去。我们在调研当中，除了与政府部门访谈之外，还接触了大量的司局级老干部，先后访谈了八九十位。还包括和中央党校等机构的知名专家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调研当中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们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中国国家部委的研究报告 呢？后来了解到，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 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来获得大量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我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 加影响。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对国家的信息安全感到担忧。我们认为，这是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保持“超国民待遇”不变以及内外企税率未能统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

解决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21世纪》：我们看到，改革到目前的阶段，医疗改革已经不是卫生部门所能完全把握的，教育改革已经不是教育主管部门所能完成，很多民生问题都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运作，如果事事都需要国务院牵头各部门来共同完成，那是不是说明部门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了？

江涌：是的。我想这也是我的文章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原因。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改革与部门利益的确密切相关。有的方面的改革，肯定需要 国务院的权威来统一协调，但是很多问题是部委自己可以解决的，前提就是要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部门利益之上。就是因为部委过于看重部门利 益，所以才把问题复杂化了。

《21世纪》：报告中还应该包括尚未公开的政策建议部分吧？能不能介绍一下？

江涌：政策建议部分是围绕前面提到的部门利益膨胀的突出特征和带来的隐形危害来展开，主要包括以下部分。第一，是国家的总体思路，也就是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强政府。我们研究认为，当前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被部门利益严重削弱。还要通过民主程序来加强决策的科学性，防止一些部门和地方对中央决 策进行抵触。因为在宏观调控当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政令不通一直为各方所头痛，有学者说政令不通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受到传统的政绩观等因素影响，而我们认 为，出自中央各部门的决策的科学性也应当受到质疑，因为部门利益的考虑，导致中央有关部门制定的、本应该代表中央的决策失去了全局性，从而导致政令不通。

第二，是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解决部门利益法定化问题。比如说，改革预算体制，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

第三，是要进行机制方面的改革，特别是要解决决策与执行不分，机构设置偏多，职权交叉重叠等方面的问题。

《21世纪》：六中全会的公报中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这一语境下，应该如何理解防止部门利益膨胀的改革？

江涌：我们在报告中也重点谈了这部分内容，并认为当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主导经济的经济增长型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如果政府可以转变职 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那么就可以削弱很多政府部门的权力。此外，政府要想实现职能转变，一定要将决策和执行分开，这一点政府已经努力多年，但还远远不 够，阻力也比较大。防止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可能有点敏感，但是我们认为，当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的。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当警惕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部门利益膨胀突出特征

　　一是部门利益最大化。

　 　部门利益是指行政部门偏离公共利益导向，追求部门局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个人的利益，其实质就是“权力衙门化”与“衙门权力利益化”。过 去，部门利益多体现为政治利益。市场经济发展，使部门（包括一些虽已“公司化”但仍有行政管理权的机构）不仅作为一个行政主体，而且还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经济利益主体。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没有完全落实职权法定原则，相关职权又处于调整之中，一些部门便从“部门利益最大化”出发，努力巩固、争取有利职权（如 审批、收费、处罚等），冷淡无利或少利职权，规避相应义务。集中体现为超编（部门领导通过扩张政府部门来扩张自己的权力）、超支（突破财政预算、拓展预算 外收入）倾向，极端体现是部门领导个人或集体腐败。

　　二是部门利益法定化。

　 　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制及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央机构广泛存在借法律规章来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现象。如通过“职权法定”、“行为法定”与 “程序法定”使部门利益法定化。由于立法机构本身的因素，导致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多由政府部门起草。近20年来，在人大通过的法律中，由国务院各相 关部门提交的法律提案占总量的75%～85%。此外，还有大量由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

　　有些政府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在制定有关法律草案时，千方百计为部门争权力、争利益，借法律来巩固部门利益，获取法律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

　　三是部门利益国家化。

　 　部门代表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本应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有些政府部门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积极巩固、谋取本部门利益，将部门意志（其实往往 是部门领导或小团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或将国家意志歪曲为部门意志，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借维护国家利益之名，强化行业管理之由，行谋取部门利益 之实，使部门利益出现比较严重的国家化倾向。

　　四是部门利益国际化。

　 　随着开放日渐扩大，有的中央机构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利用增进对外交往、加强对外合作等时机，以“接受国际惯例”、“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 际资源控制力”等为借口，挟洋以自重，巩固、谋取部门利益；有的中央机构的部门利益与境外集团商业利益的交织正日趋紧密，在一些重大涉外政策上，有时甚至 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境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带来的隐性危害

　　降低行政效率，助长行政腐败。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的突出特点是，决策与执行不分，机构设置偏多，职权交叉重叠。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凡是能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则积极“作为”；凡是 与部门利益相抵触、难以谋取部门利益的，则消极“不作为”。这使得一些能维护、增进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如《反垄断法》、燃油税、内外企统一税率、数字电 视标准等）迟迟未形成共识而难以出台，而一些对国家利益有消极影响的重大决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行业垄断、外企“超国民待遇”以及很大一部分出口 退税等）迟迟难以取消或调整。行政执法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管理，这也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

　　部门利益膨胀不仅降低行政效率，而且助长行政腐败。

　 　部门职权与资源配置结合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审批（特许与垄断经营权等）。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批必然引起“寻租”盛行，导致行政腐败。如国家某“委” 本应是一个主管中长期规划的超脱部门，但实际上，既承担宏观调控，又负责项目审批，权力过度集中。实践证明，部门利益必然使之忽略宏观趋势把握，重视具体 项目审批；借宏观调控之名，强化行政审批。例如2004年全年审批20万元及以下项目高达800个，与该“委”职工数相当。这不仅造成宏观调控手段的错位 （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手段），而且引发与其他中央政府部门职责冲突，并和相关地区、行业利益紧密连在一起，成为中央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的矛盾焦点。

　　增加经济运行成本。

　　部门利益膨胀使 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隐形超编”（从外部“借调”）普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开支50%以上用于“养人”（发达国家一般在20%左右）。某教育机构年招 收学员约1200人，而在册工作人员1400多人，农民工1500多人，退休员工800多人，教职员与学员的比例约为3:1，效率明显低下。部门利益膨胀 使得行政收费难以清理取消，损害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借权谋利正使公权部门向自利性组织演变。研究显示，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约为8000亿 元。若能够规范清理收费，全国每年将增加60万～80万户中小企业，可新增600万～800万个就业岗位。能源、电信、铁路等行业，借助垄断，维持垄断高 价，获得垄断利润，造成财富分配扭曲和资源配置恶化，“煤电油运”全面紧张与行业垄断存在紧密关联。

　　增大国家经济风险。

　 　长期以来，先部门利益后国家利益，重部门利益轻国家利益，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甚至为部门利益而不惜牺牲、损害国家利益等行为，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 发展，增大国家的经济风险。部门利益的一个重要外在体现，就是机构超编、预算超支，由此造成财政开支压力不断增大，使得政府本应承担的义务教育、公共卫 生、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得不到有效实施。正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外企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未能适时调整，这不仅不利于中资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加 重我经济对外依赖。更不利的后果，是制约我有关产业的长远发展，使得国内比较完善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尤其是作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业面临 严峻态势，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排头兵”有些为外资企业所控制。由于行政力量保护，垄断企业内部治理普遍存在严重缺陷，隐含着重大经济风险，“中航油”、 “中棉储”以及国有银行大案要案不断等，就是集中体现。

　　增大国家政治风险。

　 　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代表集团或个人利益，损害大众利益，必然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损害党与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一些部门决策 往往反映的是强势集团的利益，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利益被严重忽视。因为部门利益，政府袒护地产开发商，被拆迁户利益得不到保障，“抗法”与“上访” 不断；火车票每年到点调价，而且总在普遍反对声中“听证成功”，引发大众不满；工商、质检等肆意收费，导致创业艰、就业难等。部门利益使一些改革片面追求 经济效益、严重偏离社会公正方向，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

　　部门利益膨胀的缘由

　　公共权力市场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部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的“条条”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部门中仍多多少少存在或新生一些下属企事业或中介组织。随 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部门本位主义由此而不断增强，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事业逐渐演变为利益共同体，主管部门给予下属企事业以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而下属企事 业则向主管部门输送经济利益；

　　经济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利益观念，一些“利益觉醒”的政府部门成为了事实上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开始用手中的权力主动牟取利益，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政府职能也处于转变中，各部门的职责难以清晰、科学界定，部门关系还有待理顺。因此，有的“利益觉醒”部门趁机不断强化、扩展职权，巩固、谋取部门利益。

　　利益集团施加影响。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政府拥有广泛资源与强大干预能力，我国的各种“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 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 巨大影响。这是我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保持“超国民待遇”不变以及内外企税率未能统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的症结所在。

　　二是金融（四大银行、一大保险）、能源（电力、石油）、邮电（邮政、电信）、运输（铁路、民航）、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 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 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 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

　　三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或通过显形与合法途径，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 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即所谓“黑嘴”）；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 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 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以对抗宏观调控。

　　财政制度不健全。

　 　现有的财政体制缺失强化了部门利益。至今，我国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西方国家很早就实行“零基预算”，每年在制定预算 时，皆从零开始，重新编制。如今一些国家采用更为先进科学的“绩效预算”。我国名义上引进“零基预算”，实质仍按“基数预算”运作，即确保上年预算基数， 并逐年上升。因此，有关财政政策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既得利益的确认上，导致财政开支刚性，部门机构超编超支。

　　立法体制不规范。

　 　一方面，我国立法机构存在缺陷，人大在立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尚待确立，人大代表不是职业化，相关专家比例低，不能或难以自主立法，只能委托行政职能部门 代为起草。另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制订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有时监督不力。国务院有关法制机构在相关人员数量与素质上难以保证；而在立法的公正性与执法 的便利性上，难免向部门倾斜。因此，“部门立法”与“法出多门”情形突出。

　　部门内部制约力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职能部门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制，容易导致行政监督与制约缺失，往往使得领导个人意志成为部门意志，而所谓“部门利益”往往也是部 门领导利益。市场化使行政职能部门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更加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使领导集体易于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 明确的维护力量与衡量标准的情形下，职能部门便从“部门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来制定本部门的方针政策。（作者：江涌 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中共领导人将社会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出处：wsj.com中文版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周三结束了为期四天的年会，会议提出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措施，以弥补过去20多年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造成的损害。

包括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领在内的347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导说，会议同意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胡锦涛是为解决中国不断加大的城乡贫富差距而提出这个口号的。

这标志着中国自20多年前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以来，社会问题第一次在国家议事日程上与经济和政治问题占据了同等重要位置。

会后发表的公报突出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环境问题日益加剧以及社会道德持续滑坡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是多么担忧。

公报说：“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新华社的报导说，此次中共中央全会制定了未来15年的社会发展目标，包括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权益，增加就业，改进政府服务以及保护环境等。

公报也触及了一些人士眼中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道德真空不断加大这一问题。新华社引述公报的原话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公 报中没有任何显示中国领导层有可能发生变动的迹象。虽然此次中央全会主要讨论的是大政方针问题，但观察人士却在密切关注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上海市委 书记陈良宇因腐败问题而被撤职后是否会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陈良宇在10年来被撤职的中国官员中是职位最高的，他被指控挪用了上海市的社保基 金。

中国下一次重要会议将是定于2007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说，这将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会议。

弥合中国社会裂痕-一个十八岁北大青年的希望

发信人: zhouhxy (黑白大熊猫), 信区: Times
标  题: 弥合中国社会裂痕-一个十八岁北大青年的希望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6年10月14日14:08:36 星期六) , 站内信件

   我们可以庆幸，自己活在了如今的中国。坐拥着祖辈打下的、父辈撑起的江山，似乎
留给我们的未来已然是前所未有的灿烂和平坦。也许，后世的历史教科书将跳过我们这一
代的所作所为，或用“稳步发展”四个字一带而过，数据和图表将会证明共和国崛起的速
度和力度，人的因素在社会的惯性之下，仿似微不足道。
   然而，我看到的未来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们离那“守成”的一代还有一段难以望
及尽头的荆棘路需要涉越。没资格“守成”的我们，已经依稀可见时代扔来的万钧重担。
这之中，最现实、最艰巨也最迫切的使命已经引起了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平民百姓的全面关
注，并掀起了以话语权平民化为基础的激烈交锋。这一项任务，我称之为：弥合江山。
   信息网络的普及必然导致话语权的下放。在一个人人都能够放言己之所想的平台上，
社会阶层的优劣势被最大限度地弱化。爆炸的信息量第一时间传达一切。因而，在网络上
我们能够最真切、最及时地观察到“谁在说话、为谁说话、说了什么、为什么说”。纵观
年内国内各大时政论坛、资讯网站，我们可以快速明确地指出哪一些问题曾经引起了针锋
相对的激烈争论，哪一些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甚至过分的关注。而这一些问题，很大一部分
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命题：社会断层。
   社会断层的社会表现是多样的。教育、住房、医疗是现今最受瞩目的社会问题。而这
三方面的贫富阶层对立、精英草根对立尤为突出。几乎一点风吹草动必然导致山呼海啸的
浪潮。
   在住房问题上，显得最为尖锐的一场争论发生在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与几乎全部媒体
与大众之间。作为成功地产开发商的任志强将自己置于风暴中心、炉火之上，抛出“我没
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以前不
会出现泡沫”、“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等极端言论，激起传统媒体
与网络平台一片口诛笔伐。同时，社科院易宪容教授对房产泡沫的批驳虽然早已有之，却
在最近几年备受关注。使得房价走高与谁该为房价走高负责的社会问题日趋凸现。
   任志强现象的争论已经不是简单的谁该为老百姓“住不起房”承担责任的争论，也不
是房地产商是否该为之买单的争论。这是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掩盖不住的矛盾将要爆发的先
兆。房地产商被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群体（并且有时还被认定必须为官员腐化问题负重大
责任）而承受着沉重的舆论、政策压力，普通民众则作为利益无法被保障的群体而获得社
会大多数的同情和支持。两者之间不仅有着利益的激烈冲突，还有着社会导向支配权的激
烈争夺。现今，既得利益群体掌握着利益，却失去了社会舆论和政策支持，利益无保障群
体虽然受到了舆论和政策的有利倾斜，却没有得到现实的利益补偿，双方都不满意，矛盾
便在所难免。这恰恰是整个社会贫富阶层之间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生动缩影。
   教育向来是中国社会极端重视和敏感的领域。作为社会阶层之间的连接桥梁，接受教
育已经成为中国低层民众向高阶层进身首选途径。然而，由于社会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
教育资源分配成为困扰政府与百姓的重要困难。商品经济的先天不足潜移默化中在中国社
会形成了富人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客观现实。
   二零零四年之前的十年间，全国教育乱收费高达2000亿元，而乱收费的原因并不仅仅
是教育主管部分的监督不力、教育基层结构的追求利益，更是教育资源不足所导致的直接
后果。优质的小学、初中在“教育产业化”风潮中纷纷加收各种名目的赞助费、择校费。
虽然“提倡”（现今教育部极力否认曾有此举）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利用市场机制增
加教育资本来源，以提高全国教育资源保有量。然而，由于对“教育”这一特殊公共事业
的社会性质认识偏颇，产生了如上严重的后果。虽然教育部如今三令五申叫停教育产业化
，但在老百姓心中业已形成的不满情绪已经很难根除。在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公现象已
经成为民众一根紧张的神经。于是，今年三月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回答人大代表关于“
上学贵”的提问时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
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
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
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
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
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
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这一消息公布之后，立
刻激起了媒体与民众的愤慨与诛伐。的确，作为政府公务员抛出如上言论，其性质已经不
同于任志强的个人观点。老百姓寄希望予之的政府官员对于教育问题竟然，势必导致大众
的极大失望和极大愤懑。而这场风波的背后，隐藏的是政府与民间对待社会资源分配上的
客观分歧，这并不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而是权力部门与广大群众之间沟通实效，或者
说目的不一致、紧迫感落差的反映。无论政府部门出于怎样的考虑制定政策，但当其政策
指针与人民利益发生偏差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这都是危险的。
   下面三个例子所反映的既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利益无保障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权
力部门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分歧落差，而是所谓的社会精英集团与社会“草根”阶级在争夺
话语权上的巨大冲突。
   近些天，网上出现了一位以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身份撰写博客文章针砭时弊的长沙黑
摩的司机陈洪。他以平实却沉痛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下岗的重压下沦为被社会
所抛弃的黑摩的司机的整个历程：1974年高中毕业，四年中学有一半时间“学工、学农”
，踏入社会头脑空空，但党和政府教会了尊重工农。生活在长沙，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
子。已有近32年工龄，30多年全部工资收入三万元左右，年近40岁时从长沙线材制品厂被
推向社会，自己安排自己，现在下岗，拿60%的工资230元。下岗十年，打过工，经过商，
也自学了电脑操作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最后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
无缘，社保无份，官场无人，情场无妻”的情况下，跑了“摩的”。一间11平方米的老式
房间内搭建了7平方米的阁楼，生活空间被一张大床、两台电脑，一台冰箱及一台400元的
旧复印机塞得满满的，摩托车只能摆放在门口任凭风吹雨打。
   同时，陈洪也道出了我们的父辈这一代面临生存危局时所怀有的无奈和不甘：“一个
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世
上谋生手段万千，但我因能力所限制而无法选择。”在博客中陈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审
视了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其深刻的思考与流畅的笔调受到了网友的热烈褒扬。
   然而，也恰在这时，一名自称“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陈洪同龄人却针对陈洪的自
白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
己不争气的命运埋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世上谋生的手段不计其数，何必搞这种损人
利己的营生呢。”这一论调不但受到了陈洪的抗议和反驳，更遭到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激
烈讨伐。长沙摩的司机与人大研究生的论战被称为社会断层的鲜活例子，受到各界关注，
并引来了不同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完全生于网上、盛于网上，当事人双方原本就是表达个人观
点的网络民众，而参与者更是数以万计的其他网民。在模糊了社会背景之后，大众的观点
如此一致已经可以说明，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着稳定收入与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成员与普
通民众的之间的对立达到了何种程度。
   另两个例子是关于较研究生更加“精英化”的大学教授与经济学家。
   基于网民对其走穴过多的批评，北大副教授阿忆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的月工资收入，
并详细计算了月支出，两相对比，竟然入不敷出。阿忆原意在于证明自己走穴仅是形势所
逼、无奈为之。但月账单甫一现身网络，立刻引来网友的一片“哭穷”骂声。即使颇有人
气的北大“醉侠”孔庆东撰文力挺仍然于事无补。姑且抛开公布工资详单的行为是否适当
的评判，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草根阶级与精英集团之间沟通的鸿沟是如何的
深不可测。
   “华尔街电讯”日前公布十大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张维迎、李稻葵、郎咸平等在
国内保守争议的经济学家榜上有名，立刻引起自去年底著名学者丁学良质疑中国经济学家
水平之后关于经济学家资格问题的又一番激烈讨论。中国经济学家的妖魔化已是有目共睹
的客观现象。张五常、张维迎等对于改革问题的反思和观点在国内学界，特别是在民众之
间受到了广泛质疑。而吴敬琏、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却受到热情追捧，其主张更受到了广泛
拥护。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无法就经济学家的观点做出客观评判。但是，学术争论
受到如此大范围和持久的关注，确实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应该说，百姓对待经济学家以及大学教授的不满其实源自于对国家政策和社会现状的
不满。这种不满不断积聚，却又找不到明确的委责对象，于是，民意开始寻找发泄的替代
对象。而精英集团恰恰在此时被推倒了前台。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客观影响力以及大学教授
所代表的对社会文化的掌控权，都成为百姓看之不惯、恨之弥坚的目标。
然而，将草根和精英之间的对立仅仅看作发泄与被发泄的关系是浅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于，在改革中受到巨大利益损害的广大民众需要争夺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以解决自身
面临的困境。话语权是民众谋求其他途径失败的情况下所找到的间接途径。争夺话语权的
背后动因是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诉求。
   以上是如今显现出来并且为我所观察到的三组社会矛盾：既得利益集团与利益受损集
团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利益的争夺；权力部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沟通以
及目的一致性问题；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矛盾，焦点在于话语权的争夺。这三组矛盾的
本质，都是利益的矛盾，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其成果分配不均的矛盾。后两种矛盾都
是利益矛盾的衍生，而前一组矛盾也不能涵盖所有的利益矛盾问题。
   我国原来的体制本身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即是让另一部分人先等等。然而
问题在于，富起来的太少，少到被另一部分人全面包围；利益的牺牲者太多，多到成为了
社会大众的绝对主体。利益的争夺并不仅仅指改革后产生的那一部分经济成果，更是为了
改革，大多数人曾经无私放弃或者被迫放弃的既得利益，现在，这群人希望要回自己的“
本利和”，整个社会的产出却还不足以支付利息，更不要说偿还本金。实际上，在我个人
看来，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处于破产边缘，而债权人正是大多数国民。一旦此
类情况继续发展，将直接威胁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国的实际决策者已经看到了这一严重问题，并着手加以整
饬。“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试图弥合社会裂痕的努力。但是，这一
进程必定是缓慢的，因为社会生产还远远无法达到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水平。而中央战略
的提出，其触及的主要是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是为了先构建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再在
制度框架内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用实际利益填补矛盾产生的鸿沟。也许这一框架的构建
正在加快，但这决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弥合中国的任务必然要持续到我们这一代，甚至我
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们有可能还债也要还三十年。更何况当我
们这一代成为社会支柱时，人口红利已经吃光，剩下的是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对于一个发
展中国家来说，这有可能是致命的。
   也许能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人正是处于精英集团或者利益集团内部的人，也可能是完全
对立的另一些人。但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都应当
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去和构画自己的未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任务。我也发自内
心地相信，站在祖辈父辈坚实肩膀上的我们这一代，必然能够挺起巍巍一座江山，修补神
州、弥合中国的壮举将是后人纪念我们的伟大丰碑！